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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引发社会大变革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欧洲拉开序幕:技术进步让人类生活更美好?(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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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:2017-10-26

三次工业革命对社会的冲击

每一次技术进步,都会引发技术之外的社会变迁。至少在短时期内,谁是得利者?谁是失利者?几家欢喜几家忧?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

第一次工业革命在18世纪英国西北部的纺织领域发生(蒸汽机时代,1760~1860年)。1760年代James Hargreaves发明机械织布机(Spinning Jenny),从原来家庭式作坊只能一个一个地纺纱,变成在保持同样质量的情况下,可以8个、16个甚至20个同时纺纱,俗称强力机(Power Loom),效力提高十多倍,成本大幅下降,家庭作坊在竞争中纷纷倒闭。后来又将蒸汽机用到生产上,机械力替代人工力,再强壮的人工力也无法与机器力相比。工业革命推动了经济高速发展:1760年英国全年生产1300吨棉布,百年后的1860年英国全年生产19万吨棉布——纺织领域的经济提高近150倍。可见,工业革命不仅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技术革新,也是世界经济和人类财富进入了爆炸期。

工业革命对社会带来了什么?是整个生产方式、社会结构的重组:原生态的小作坊纷纷消失,本来很有优越感、居于富裕阶层的作坊主人不得不委身到工厂打工。新技术动摇了他们的生活基础,降低了他们的社会地位。所以失意者不是仇恨大工厂主,而是仇恨机器。1811/1812年英国Nottingham发生了反工业化的卢德运动(由Luddite带头闹事),愤怒的工人们砸毁纺织机。此运动很快蔓延到全英国,英国政府不得不派遣1.2万士兵前往镇压。而且立法:谁再破坏纺织机将被判处重刑。

第一次工业化浪潮中,农村人口移向城市,城市中形成了没有生活根基的无产阶级——马克思沿用拉丁文Proletarius一词,即古罗马时代享有罗马市民身份(不是奴隶)、来自外地的罗马贫民阶层——工业城市中出现了工伤、失业、老年、女工、童工等一系列问题,这就是改变欧洲政治生态的“十九世纪社会问题”,社会主义思潮及工人运动因运而生。

第二次工业革命(电气时代,1840~1950年),电动机替代了蒸汽机,电力应用到工业生产的各个领域。又将生产线根据生产时间、投入能量来进一步优化(细化、模块化、标准化),以便大规模地生产(Mass Production),这就是流水线。第一次大规模启用流水线的是美国的亨利·福特,第一辆完整通过流水线生产的汽车型号是Ford T。福特公司的汽车产量倍增,成本大降。这一模式推广到欧美各国,德国大众汽车就是其中的佼佼者,甲克虫汽车荣登世界汽车销售量第一位。流水线成为工业生产的主流,也促使电力、钢铁、铁路、化工、汽车等重工业兴起。

从技术与社会角度来看,因为提高了生产效率,企业主的赢利大幅提高,财富增长大大超越以前的小作坊和传统工厂。另一方面,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也大幅降低,十九世纪美国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,而1914年福特首次实现了1830年前后英国社会主义者欧文提出的“八小时工作制”设想。福特声称,通过他对生产线的“科学优化”——组装一辆车子,从原来需要12.5小时,降低到1.5小时——福特找到了劳资双方共赢的一种方法。因为工人工资提高,产品成本降低,从而价格降低,连普通工人都能买得起汽车,这就是20世纪欧美重要的特征:“美国式的生活之路”(American Way of Life)。

从负面而言,所谓流水线,就是把人也变成机器,变成机器的一个零件、资本运作中的一项生产成本。人们在流水线的一个特定位置工作,天天只做一项重复劳动,只有一个动作。而且也不知道该工作在整个生产流程中处于什么环节,所生产的这个零件用于哪里。这种生产方式迥异于传统的农耕生产和作坊生产,长此以往,会导致人的心理异化(Entfremdung/ alienation),卓别林的电影《摩登时代》、蒙克等表现主义绘画,就是以艺术手法再现了这种异化现象——直到二战后,生产的人性化(Humanisierung/ humanization)才引起社会重视,成为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。

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(信息时代,1950年~),将电子技术、数字技术应用到生产上,出现了数控机床、机器人等。日本丰田公司改进生产管理,使汽车生产效率、质量大幅提高,被誉为福特之后的第二次汽车业革命,以致现代管理的许多名词几乎都用日语(如Muta,Kanban,Kaizen)——根据学者对系统的优化设计,来改变人的举止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以提高生产效率。即把人也看作一种产品,一种资本,不知道这是在优化人种还是在退化人种,至少是异化了人种。

由于生产成本、运输成本的大幅降低,信息交流的普及,更多国家卷入到这样的经济圈,1980年代开始了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浪潮,形成了新的经济分工,大批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线转入发展中国家。在工业发达国家,企业和白领阶层获得更多赢利,蓝领阶层则受到失业的威胁;在发展中国家,得益于工业发达国家的投资,总体经济发展迅速,企业与工人几乎获得双赢,但那些国家为经济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。而且,由于生产与消费的膨胀,造成了巨大的能源和资源消耗,引发了全球能源危机、资源危机和气候变化等。

由此可见,技术发展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发展,另一方面同时衍生了许多社会问题。如今进入到第四次工业革命,将互联网技术应用到生产过程中,应当能进一步促进生产和经济发展。但以往三次工业革命所产生的社会问题,马克思对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所作的思考,又会再度提出。

技术进步对汽车工业的冲击

第一次工业革命用蒸汽机替代了人力,第二次工业革命通过流水线优化了人力生产,第三次工业革命通过自动化替代了人工,第四次工业革命通过网络和智能机器人替代人——每一次工业革命的结果都是减少人工劳动,Brown和Leaver提出的未来工业将走向“无人工厂”,高兴还是恐惧?工厂无人,人怎么办?都离开工厂而流浪街头?技术进步的孪生现象就是失业?前三次工业革命发生时人们最担心的就是这点。好在除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外,另两次似乎都没有发生非常严重的失业,甚至最终还给社会增加了就业。那第四次工业革命会发生什么?先看看德国目前技术发展对人和社会的冲击。

汽车工业不仅是德国也是整个欧盟的支柱工业。全欧盟有221家工厂,1100万人靠这个行业吃饭,全年生产1700万辆汽车(2014年)。仅仅电动汽车将取代传统热能汽车,就将对汽车工业的劳工市场产生冲击。宝马汽车公司工人委员会主席Manfred Schoch举了一个具体例子:八缸汽车发动机有1200个部件,而且装配发动机时就要把变速箱和驱动轴安装上去;而电动发动机都是模块式的,一共17个部件。仅仅在装配线上将有很多工人失去工作位置。德国现有81.3万人工作在安装线上,其中有25万专家或专业工人。到了电动车时代,他们大多将失去用武之地。据专家估计,六个在传统热能汽车领域失去的位置,只有一个会被电动汽车领域吸收,即损失5/6工作位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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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世界率先通过流水线生产出来的福特T系列汽车

德国政府以优惠政策,希望在2020年德国公路上能看到100万辆德国电动汽车。对此最急的不是企业,而是工人,他们希望电动汽车缓步上市,要软着陆。如果电动车替代传统汽车,仅仅在大众汽车公司的沃尔夫斯堡总部,就将有2.3万个全职位置冗余。公司工人委员会主席Bernd Osterloh呼吁大众公司,立即投资建造自己的电池厂,不要进口韩国的电池。但谈何容易,建造这样的工厂需要投资100亿欧元,大众公司因为柴油机排气丑闻,美国罚单还没有了结。恰恰因为那次丑闻,柴油机也将被迫提前退出市场,那里有7.5万人在工作,他们的个人前景怎么办?绿党甚至要求立即取消柴油机,那么那些人的生计怎么办?

2017年5月4/5日德国汽车工业为主体的工会IG Metall在威斯巴登举行特别会议,要求德国汽车公司做出许诺,制定出过渡计划:要继续发展传统发动机,至少与电动发动机并行发展到2030年。如果这样,增加了电动汽车,就业人员或许还能有所增长。工会提出这些要求的依据,是世界上一些经济研究所和咨询企业对汽车市场的预测。例如英国经济咨询公司Ernst & Young预测,到2030年传统汽车还将占世界汽车市场的1/3。

但德国咨询公司Roland Berger却警告说,尽管全世界汽车业的赢利依旧在几十亿欧元,但经济状况开始下滑:产量过剩,开发周期过长,开发费用太高。如果要获得像样的投资回报,就必须大量增产。据据该企业2014年报告,化工业与制药业的投资回报率在13-19%,而汽车业下降到8%。结论是:汽车工业必须投资新领域。根据跨国咨询公司KPMB2017年初的调查,83%的汽车领域经理认为,汽车领域必须改革,但他们缺乏想法和勇气。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已投资几亿美元,来开发手机软件“拼车”(ride sharing/ Mitfaht-App);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投资5亿美元,开发汽车自动行驶软件Startup Lyft;大众汽车公司也投资3亿美元给以色列企业Gett,开发手机订车软件……由此可见,仅从经济角度而言,德国汽车工业不能再继续投资传统汽车。从社会角度而言呢?

随着技术再进一步发展,各种品牌汽车之间的区别将越来越小,软件公司(如谷歌)、手机公司(如苹果)都可能进军电动汽车,并成为品牌。出门都不用开车,需要开车时打开手机、通过Uber临时叫一辆租用车,汽车变成一个简单的运输工具。加油站等将趋于消失,那里的员工和老板也将失业,整个汽车工业面临重组。

而且,汽车都被简单化,复杂的只是汽车里面的各种软件。于是,汽车品牌对于人社会地位的象征意义将下降。这类似于照相机,30年前使用的名牌相机Leica、Rollei,价格是最好的索尼、佳能相机的四、五倍,而现在较少有人再关心你在使用哪个品牌的照相机了。

其实,不仅汽车工业面临重组,整个经济领域都面临重组,整个价值链结构都面临重组,这里涉及劳工市场结构、企业管理结构、企业文化。所以,这是一场经济和社会的大变动。影响20世纪经济学的德裔美国经济学家Joseph Schumpeter(1883~1950年)早在1912年就提出一个观点:资本主义的动态发展,就是不断地、创造性地破坏旧有的技术与结构。企业不仅是新产品的发明者,也是实现者,其动力来源于中产阶层不断追求其地位的上升。

机器人争夺人的职位

商品生产、技术发展本来是为人服务的。500年前新教运动领袖马丁·路德就说:“人是为了劳动而出生,就像鸟是为了飞翔而出生。”150年前马克思也说“劳动创造了人”。可见,劳动是人类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。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,却将人工淘汰,让人失业,失去参与劳动的机会。例如,美国的亚马逊、谷歌和德国的邮政局都已经在试制通过无人飞机来送邮件。如果真实现,地面工作又可以通过机器人替代,或许还能保留些邮递员的职位,那么德国邮政局的220万员工怎么办?又如,微软创始人比尔?盖茨早在1994年就预言:还需要银行业务,但不需要银行(Banking is neccessary, banks are not)。而银行才是提供大量工作职位的场所。所以,这既是一个经济问题,也是一个伦理问题,最终将引发社会问题。

2013年美国学者Carl Frey和Michael Osborne在一份报告中声称:到了数字化时代,即未来的10到20年中,美国现在所具有的47%工作位置将被机器人和软件替代。而且,越是低工资、受教育程度低的位置,被机器人取代的风险就越大。

受德国劳工部委托,位于曼海姆的欧洲经济研究中心(ZEW)根据美国学者的这一思路,去分析德国的劳工市场。研究报告声称,在德国工业4.0的过程中,在缴纳社会保险的雇员中有1800万人的工作职位将受到威胁,占比42%。2014年,英国学者Jeremy Bowles预测德国将消失51%的工作职位;当然,如果不考虑职业领域,只考虑从业者是否还有一个工作职位,则该比例可下降到12%,即消失500万职位。其中影响最大的依次为:办公室人员(86%),辅助人员(85%),机械和设备工程师(69%),服务业(68%),农林业(64%),手工业(63%)。影响最小的是经理型管理人员(11%)和教育界(12%)。

欧洲经济研究中心又进一步指出,实际情况或许还不至于这么严重,因为人们往往把技术发展的速度估计得过高,把人适应新环境的能动性估计得过低——该中心如此安慰该项目的出资人、劳工部长Andrea Nahles,因为德国政府正在巨额投资工业4.0。而投资结果,却让更多的德国人失业,这就是德国科技部长、经济部长与劳工部长之间的“利益冲突”——从“人人都有工作、人人都有饭吃”的传统社会主义理念出发,劳工部长恨不得德国再回到矿工时代。绿党经济政策发言人Dieter Janecek指责德国政府:总理默克尔为了环境保护而关闭煤矿,导致300万人失去工作;现在又资助工业4.0,不惜让500万人失去工作。

如何保障技术发展的核心目的是为了人的生活,而不是为了企业家赢利?尤其是政府在这过程中要采取什么措施,以杜绝富者更富、穷者更穷?这些问题引发了社会争议。首先要分析的是,谁是技术发展的获利者,谁是失利者。

从历史上看,每次工业革命都会引起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。在变革中,一般而言,不断学习新技术、紧跟技术发展步伐的人,是技术进步的获利者;而守旧、没有学习到新知识的人,可能被社会淘汰。

从社会层面而言,只受过最基础教育而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的工人,其被新技术淘汰的可能性是80%;而受过高等教育甚至获得博士学位的雇员,被淘汰的可能性只有18%,因为高科技恰恰需要更多有高知识的人才。从收入来看,经济收入最底层10%的人,受到技术进步冲击的可能性在61%;而高收入的人只有20%。事实上,在工业4.0的时代,工人的素质也必须达到今日工程师的程度,即技术工人与工程师的界限未来将会消失,不掌握相关专业知识者,做一名工人也无法胜任。

因此,要让人们在新技术环境下依旧保持市场竞争能力,关键在于学习。国家与企业的重要任务,就是提供给人们最佳的学习环境和进修条件,因为新技术需要更多、更新的知识。由此可见,新技术不是不需要人,而是对从事新技术工作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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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来劳工市场的变化

事实上,任何技术进步都是依靠人的智慧,而不是依靠机器的智慧,机器只是在实现人的智慧。无论实现工业4.0,还是使用工业4.0,都需要大量的技术力量投入。即使实现了工业4.0,诸如系统设计、系统匹配、质量监督,根据不同的生产过程设计新的生产过程和机器人,都需要人。例如,人们在计算机上写字,似乎鼠标一点、键盘一动,就完成了。但是否想到,这之前设计和编写这些软件花费了多少人的智慧和精力?开发MS Windows和MS Office的微软公司就雇佣了11.4万人。

笔者曾参观过许多现代化工厂,一个部件的生产或一个产品的安装要经过许多工序,每个工序都要做出精细的计算和编程。笔者曾问一位车间主任,生产一个部件需要30多个工序和10多台机器人,组装一个产品又需要多少工序?如果换一个产品,甚至只是部分修改该产品的设计,整个流水线的每一个机器人的每一个动作都得重新设计,重新计算,这是多么巨大的工作量!该车间主任告诉笔者,如果改一个产品,就要委托一家专业公司,一个工作组要花费半年多时间来重新设计和计算这条流水线。由此可见,一条流水线的产量越高,时间越长,经济上越合算。这就引发了同类企业合并的趋向:一个产品,多个品牌,多个市场。

对于国家,学校教育要让学生看到当今技术的新发展,看到新技术对劳工市场冲击的“严酷”现实,鼓励和资助他们从小接触和学习新技术,例如互联网、智能手机、自编手机和计算机软件等。当然,这些学生接触到数字化天地,首先就是玩游戏,看视频,在WhatsApp之类的社交媒体聊天。许多家长和老师对此反感,这是不对的。

德国大城市已经普及宽带网,但边缘地区却没有普及,这是非常危险的,因为恰恰是偏远地区的民众信息闭塞,容易落后于时代,落后于新技术,所以国家必须尽快完善全国的宽带网。对失业人员更应当给予新技术的培训机会,这方面德国政府做得还算可以,2016年政府为此支付了49亿欧元,相当于国家失业保险公司全年总支出的1/7。社民党与绿党已经向德国议会提案,要求劳工部下再专设一个专门培训人员尤其是失业人员的进修局。

对于企业,据Bertelsmann基金会资助的项目“D21 Digital Index”显示,目前德国企业已经普遍使用数字技术(各类软件),但78%雇员的现代数字化知识全是自学而来,38%的雇员曾获得过企业资助(进修),只有21%的雇员对他们的企业在资助进修方面满意。70%的雇员可以使用智能手机,但只有24%的雇员用到职业上,其中男性使用量是女性的三倍,即男性雇员能获取更多信息、进行更多交流。所以,企业应当更多地资助雇员进修,有意识地减少男女雇员差别。现在成问题的是小型的手工业企业,90%没有使用现代数字化技术,那些企业主的数字化技术知识,几乎都不如新来德国的难民,难民逃难时一路是靠着智能手机引路。

对失业者的资助

尽管可以采取种种措施,社会上总会有一部分人被新技术淘汰。如何保障这些人的生活,让他们也能分享到新技术的经济成果?至少不能因为技术进步而走向失业,被社会遗忘,引发社会分裂——第二次经济全球化已经引发了贫富分化,德国大企业经理的工资是全德雇员平均工资的54倍——自2000年以来,普通雇员的实际工资下降4%。最富有的1%人占有全国32%(德国)和35%(美国)的财产。而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加重这样的贫富差距。而且,前三次工业革命冲击到的群体主要是低知识层次的普通工人,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将冲击到技术阶层,即现在的中产阶级,而中产阶级本来是社会稳定的支柱、社会发展的动力(Schumpeter的观点)。

两位新技术的贡献者对此提出了两套方案:微软创始人比尔·盖茨提出,既然机器人争夺了人的职位,像人那样地工作,所以机器人也得根据其劳动量来纳税(Tax Robots)。PayPal付款系统创始人伊隆·马斯克则提出,许多人因为技术进步而失业,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的人生价值在哪里?国家必须无条件地发放给他们“全民基本收入”(Universal Basic Income)。

他们两人的观点引发了欧美社会的热烈讨论。但如何真正实施?这里存在许多经济和政治障碍。例如,德国基民盟劳工政策发言人Karl Schiewerling就说:这种“全民基本收入”方案存在许多没有解决和解释的问题,例如多少钱算“全民基本收入”?人们可以靠此生活?一个人能不去谋职而仅靠这生活?如果有人尽管获得“全民基本收入”,但还不够怎么办?……政治家不想做这事,就会找出许多难题。有一点是显然的:发放“全民基本收入”,不等于鼓励人们不用去谋职。机器人纳税也面临不少问题:机器人的“工资”算多少?机器人的工作如何定量计算?

由此可见,未来人们如果有职业,按照单人所创造的价值,他们的收入将比现在更高;但如果没有职业,失业在家,将会比较困顿。所以,笔者认为,另一条“社会均贫富”的道路,应当是进一步降低工作时间,每天6小时甚至4小时工作制。这样就可以分散每个劳动者的工作量,增加就业人数。但仅仅依靠工人运动很难实现这一目标,必须有议会参与和强制立法,就像一百年前欧美各国先后立法八小时工作制那样。

比尔·盖茨和马斯克谈到这样的问题,意义在于让人们去思考、去讨论、去提醒:不要忘了,技术进步的所有目的,是为了让人能更好地生活,让社会能更加地和谐,而不是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、另一部分人贫困下去。

相关简介:钱跃君,德国《欧华导报》总编辑。本文首刊于《新视角》杂志总第76期